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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房偉:《石頭城》創作談
        來源:《十月》 | 時間:2022年08月03日

        文/房偉

        《石頭城》終于要和讀者見面了。感謝《十月》雜志,感謝亞婭老師。這部長篇小說,有構思的念頭很早。2008年,我讀博期間,在南京大學著名歷史學者張憲文教授指導下,寫過《屠刀下的花季》的紀實文學,講述南京陷落期間少年兒童的故事,曾入選“教育部指定青少年閱讀書目”。當時正逢陸川導演的《南京!南京!》公映,而后嚴歌苓的《金陵十三釵》,斯皮爾伯格的紀錄片《南京》、哈金的《南京安魂曲》等影視與文學作品也陸續出來了。我有幸參加了陸川導演在濟南的電影首映式,并在現場有過對話交流。那時張憲文教授的《南京大屠殺史料集》72卷本,尚在陸續出版過程之中,我有幸提前看到了相當多的史料。寫完了那本紀實文學,當時就曾有寫個類似題材小說的念頭。

        有這樣的想法,主要是由對當時流行的該題材的影視和文學作品不滿所致。新世紀以來“南京抗戰學”受到關注,起于張純如女士對拉貝、魏特琳等外籍人士的史料發掘。感謝張女士,她讓南京遭受的痛苦記憶,中國人遭受的苦難,又一次被歷史性喚起。然而,“南京陷落”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這也是既八國聯軍破北京之后,中國第二次在近代遭受國都被攻破的悲慘歷史,而其慘痛、屈辱和復雜程度,遠遠超過了“庚子事件”。這些年的“南京敘事”,無疑有著濃重的后殖民傾向和西方視角。明顯的一個問題就是,那場幾十萬中國人死難的“大故事”里,“主角”卻并不是千千萬萬普通的中國人。他們是來自西方的“拯救者”,嚴歌苓筆下有著濃濃傳奇與象征意味的“十三釵”,甚至是陸川電影中的“日本兵角川”的故事。我這么說,不是否認拉貝與魏特琳等西方人士的歷史功績。他們在中國人面臨苦難時站出來,拯救無辜,救死扶傷,值得尊重。我也明白嚴歌苓用傳奇筆法寫歷史的文學初衷。我想說的是,這還是“遠遠不夠”的。

        我們需要更多不同的故事,需要有更多本土作家,從本民族文化與歷史根底出發,寫出自己的“中國故事”,而不是讓別人“替我們發聲”。我們的主人公也應該是那些面對歷史浩劫的,普通的中國人。正是有此初衷,我萌發了寫南京抗戰小說的念頭。此后的七八年,我博士畢業,忙于科研與教學任務,這個想法也就暫時放下。也許冥冥中的天意,2016年,我調到蘇州大學任教,離南京很近了。江蘇文學氛圍很好,鼓勵創作,我的寫作欲望又被激發了。我從一個文科教授變成了中年“文學新人”。我比較偏愛歷史題材,陸續寫了幾十篇抗戰題材的中短篇小說,獲得了些獎項,作品被翻譯成日文出版,其中數篇涉及南京,也是為《石頭城》打下了基礎。恰逢此時,我拿到了中國作協重點扶持項目及蘇州市扶持項目,有了些啟動經費。我就鼓起勇氣,開始了這部長篇小說的創作。

        難度是很大的。從資料層面來講,經過學者們不懈的努力,這方面史料已非常豐富,比如前些年發掘出來的“紅山義勇”資料,就打破了我們從八九十年代以來的很多認識,特別是關于“南京抵抗者”的故事。但我需要更多歷史細節。從抗戰前后南京的民俗民風,歷史風貌,地理環境,再到當時混亂復雜的歷史場景與特殊氛圍,各色人物的表現,都值得去關注。我在清涼門大街租了房子,當了大半年的南京人。南京離蘇州很近,我沒事就住在南京。我在南京圖書館查閱大量民國報紙,尋找那時的歷史氛圍。我在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辦了借閱證,搜羅各色資料。恰好我碰到南京大學沈衛威教授在二檔常駐。在他的幫助指導下,我先后查閱金陵女大、中央軍校、金陵大學、中央大學、國民黨宣傳部和軍政部的大量資料。我成功混入二檔館食堂,和重慶來查父輩抗戰資料的老爺子成了朋友,也認識了二檔館那些可愛的小貓咪。查資料累了,擼貓、喂貓成了休息方式。我買了1937年南京地圖,按圖索驥,以“案件側寫”與“田野調查”方式,模擬當年日軍入侵過程和軍民的混亂撤退,在中山門、挹江門等各個城門,在中山陵,燕子磯,下關碼頭,三臺洞,八卦洲,靈谷寺,浦口火車站,在南京那些大大小小的古跡和街道上,我這個山東人,時刻處于巨大的“歷史眩暈”,仿佛穿越歷史塵埃,化身為歷史中人,親身感受那些炮火的威脅。

        去的次數最多的,還是大屠殺紀念館。我幾乎每隔幾天,就要去一次。每次都有不同感受。我在文物上尋找歷史細節,如日軍軍旗上的不同地名。我在文物上感受歷史的硝煙。我更觀察形形色色的中國人和外國人,面對巨大歷史震撼的表情和體驗。我仿佛置身于無數死去的和活著的人的目光之中。他們鼓勵著我,激勵著我,頑強地寫下去。

        也遇到過險情。深冬,一個雨天的下午,我獨自去南京理工大學附近的西山陣地考察,荒山空無一人,只有幾條上山的小道,泥濘不堪,附近有戰壕和碉堡。我不斷拍照,沉思,體驗。為了更好地感受氛圍,我撥開兩邊的荒草,試圖尋找更多跡象。然而,荒草太高太深太密,我很快迷路了,喪失了方向感。雨越下越大,天也越來越黑,荒草遮蔽了視線,我似乎感受到無數奇怪的聲音,在呼喚著我。我的手被草割破了,大衣也濕漉漉的,雨傘也被狂風掀翻,如果我在天色完全黑下來之前,找不到路,那還真是麻煩。正當我考慮是否要打110報警時,我仔細聽著遠處車輛發出的微弱聲音。有車輛,必定有路。我就順著那個方向摸索,終于走了出來。那一刻,我才發現,那片山包其實并不大,而那時我已狼狽不堪。我打電話給了南京的好友黃孝陽。他立刻邀了幾個朋友,晚上請我吃飯,給我壓驚。在南師大旁邊的酒樓,我向孝陽和朋友們講述了這個故事。孝陽沉思著說,嗯,這很有意思,你這本小說發表時,一定要寫在創作談里。不過兩年,仿佛話音還在耳邊縈繞,黃孝陽君卻已仙逝。提筆至此,想起黃君的友誼和幫助,不禁淚眼闌珊。

        南京陷落的歷史,進而言之的中國抗戰史,是歷史慘痛的回憶,也是歷史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我們的寫作難度還在于,一方面,我們要擺脫西方后殖民視角的影響,寫出中國人的心靈創傷和心理體驗,寫出中國人的犧牲和抵抗,寫出“以中國人為主體”的中國故事;另一方面,我們又要寫出歷史的豐富與復雜,通過文學筆法,在嚴謹的歷史的褶皺,尋找鮮活的細節和文學的想象。既不可游戲歷史,以虛無主義態度對待歷史,又不能過于拘泥于歷史,讓小說文本喪失應有的豐富性、可讀性和故事性。我以愛國主義與民族文化為根本,以現代的歷史理性關照歷史事件,并結合中國傳統國家戰亂記憶中的“興亡感”,來展開我的“石頭城”的故事。以往的敘述之中,我們過于注重南京所謂的秦淮河文化的象征符號,似乎南京文化就是秦淮八艷之類的陰柔氣息,但南京屬于江淮官話語系,與蘇南吳語系在文化上有不少差別,既有六朝煙粉如詩如夢的歌聲,又有來自安徽朱元璋的硬朗、堅韌的開闊大氣。我設計了兩條線索,一條是“家國”,以蔣家人悲歡離合為核心,寫了形形色色中國人,還有日本人、美國人等幾十個人物,我試圖正面描寫巨大歷史災難的慷慨悲歌帶來的想象力沖擊,有很多戰爭場面描述。有個朋友說我是“以北方之氣寫南方之事”,大概有這方面意思。另一條線索則以日常生活為主,這也是中國人生命本質之一。其中有中日美食文化的碰撞比拼,各類風俗文化展現,也有中國人自尊自足的文化尊嚴。我力爭將這兩條線索融合,既有歷史的嚴肅記憶,也有豐富可讀的故事性和鮮明立體的人物。盡管我個人能力有限,還是要以此為目標與方向努力,盡力寫好這部小說。

        其實大量工作都在查看資料,包括學術著作,書籍,日記,報刊,文件等,尋找創作感覺,我真動起手來,速度卻并不慢。初稿大約四十萬字,幾經修改,最后定稿為二十九萬字。寫這部小說,讓我消耗了不少元氣。恰逢去年孩子高考,學術會議繁雜,個人在教學與科研上也非常忙碌,我利用業余時間寫作。小說完工后,我大病一場,有數月痛苦不堪,去年年底,才慢慢好起來。我不知道讀者如何看待這部小說,我只能說,我盡了心力。我完成了十幾年前的寫作心愿,我要為苦難的先輩們寫本書,我要寫寫中國人的故事,我無怨無悔。

        還是要感謝很多朋友。感謝去世的青年作家黃孝陽兄,音容宛在,他的支持時刻激勵著我。感謝我的學生,現就讀于哈佛大學的張煜棪同學,提供的英文資料。感謝鹽旗伸一郎、山本幸正等日本學者在相關題材上的啟發,感謝南京大學沈衛威教授,感謝評論家汪政先生,王堯教授等提供的幫助,感謝王金勝、崔慶蕾、宋嵩等同門師兄弟的支持,也感謝我的博士與碩士研究生們。他們校對稿子,改正瑕疵,并成為該小說的第一批讀者。我那時寫完一章就發給他們看看,他們的“催更”也讓我保持著比較快的寫作速度和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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