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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時代同構的平民生活史:論梁曉聲《人世間》
    來源:《揚子江文學評論》 | 時間:2022年03月07日

    文/盧楨

    摘要:梁曉聲在長篇小說《人世間》中自覺地將敘述意識與文化觀念、人道主義立場熔鑄一身,動態描摹周家三代人的成長史、生活史和心靈史。他著力還原1970年代的個體閱讀空間和公共化經濟空間,以形成個人史與國家史的同構,并以“社會變遷”和“階層交流”作為關鍵詞,探析平民命運在轉型時代中的諸多可能。在對日常生活空間的還原、對民間道德傳統的考辨、對階層流動和固化問題的反思中,作家彰顯出鮮明的平民立場,在這一維度上延續了當代文學的精神傳統。

    梁曉聲的“知青題材”寫作可謂家喻戶曉,如《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風雪》等訴說理想主義與青春激情的篇章,還有《雪城》《年輪》一類反思時代傷痕的文本,已然奠定了作家在新時期以來文學史中的地位。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梁曉聲主動調整寫作向度,他躋身在當代生活的激流中,逐漸將視線下移至底層生存現場,力求擬現百姓生活的本真樣貌,傳達社會良知和群體意向,從而由知青精神的吶喊者轉為平民吁求的代言人,其小說的精神與文化空間也得以拓容。沿襲這一創作理念,作家以百萬字的長篇小說《人世間》[1]切入東北平民的內心世界,動態描摹周家三代人的成長史、生活史和心靈史。按照作家的自述,他“盡可能廣泛地通過人物關系描繪各階層之間的親疏冷暖,從民間角度反映中國近五十年來的發展圖景”[2]。他對日常生活空間的還原、對民間道德傳統的考辨、對階層流動和固化問題的反思,均彰顯出鮮明的平民立場,并在這一維度上延續了當代文學的精神傳統。

    一、由鄉到城:“1970年代書寫”的場域轉換

    與21世紀以來諸多小說家向“小”看齊、往超細處走的趨勢不同,《人世間》的寫作呈現出一種開放式的宏觀視野。共和國發展史上的諸多事件如“四五”運動、恢復高考、開放搞活、私營經濟、企業改革、工人下崗、海外留學、貧民區改造等,都被小說的敘事空間所囊括。緣于歷史情結的驅動和獨特的生活積累,梁曉聲試圖追蹤中國社會在轉型期間所有具有節點意味的大事件,捕捉微觀個體對宏觀變局的不同反應與感受,書寫一部與時代形成同構關系的史詩巨作,這彰顯出作家正在追求的寫作轉變。他回歸自我生活經驗的原點,將人物置于時代轉型的大背景下,首先觀察城市平民的底層生活,進而將視線發散至社會其他階層,探析人在社會變遷中的承受能力與適應能力,最終立于人性層面反思個體的道德理想與人生實踐之間的矛盾,并試圖為之謀求平衡與紓解之道。

    《人世間》的故事發生在A城,這是一座依靠沙俄鐵道興盛起來的城市,興建在共樂區的幾座大型工廠,為這座城市注入現代的底色,也將人物的命運與工業文明的興衰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丁香花、掃帚眉、光字片、乳白色的俄式房屋……作家筆下的A城空間凝聚著他在哈爾濱的生命蹤跡,來自父輩的建筑工人身份和支邊經歷,觸發他塑造出周志剛這一工人形象。1949年,居住在光字片的周志剛經歷了人生的巨變,他由闖關東的農民一躍成為新中國第一代建筑工人,故事由此寫起,并在周志剛的三個孩子——大哥周秉義、大姐周蓉和小弟周秉昆身上展開。秉義為人溫和正直,講求道德的自律;周蓉熱情灑脫,崇尚精神的自由;而秉昆則是作者傾注筆力最多的人物,他不像哥哥姐姐那樣活潑,甚至多以木訥姿態示人,然而他的血脈中繼承了來自父輩的“講義氣”傳統,經常執拗地守護和踐行民間文化中的正義觀念,因此在青年伙伴中人望頗高。憑借多子女家庭獲得的留城指標,秉昆先是在A城一家醬油廠工作,后因文藝特長調動到群眾文藝辦公室當上刊物編輯,進而在市場經濟的風潮下成為一家酒樓的副經理。在作家筆下,秉昆這個人物不斷發生“跨界”的階層流動,或許意在揭示“知青時代”乃至“后知青時代”的另一重面影。按照梁曉聲的理解,從1970年代到改革開放中期,物質的變化固然巨大,然而人的變化更像是一出跌宕起伏的戲劇。特別是就1970年代而言,當人們把對那個時代青年命運的關注投射在中國鄉野時,便很可能忽略了另一群留守在城市中的秉昆這樣的青年。這不僅關涉著作家的創作視角,還勾連著對如何書寫1970年代這一問題的觀念認知。

    今天,關于文學中的“1970年代書寫”或是“青年書寫”,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涉及“知青生活”的文學想象與文本還原實現的。這使得作家往往將筆力聚焦在知識青年生活的鄉村文化語境,文本發生地多與城市文化語境保持了相當的距離。即使觸及城市生活現場,很多作家也往往視其為鄉土文化的對立物,選取他者化的敘事邏輯,以混亂的政治運動或凋敝的百姓民生等固型化、印象式書寫定格其態,進而造成對城市復雜現實的懸置或偏離。事實上,采用簡單的“文攻武衛”或是其他任何詞語,都很難概括那個時代的話語特質。盡管泛政治化的空間將日常生活與政治生活緊密聯結在一起,但這并不意味著“民間”的徹底退場,一旦政治風潮稍有緩和,民間文化中日常生活的因子便會借機生長,并在主流話語的場域邊緣散發出活力。在既往抒寫1970年代的作品中,寫作者對日常生活現場的描述大都不足,而梁曉聲則跳出了“農村——城市”的對立式敘事框架,借助“留城”的秉昆以及他的城市青年視野,勾勒出那一代人真實經歷過的1970年代生活,特別是公共化的經濟空間,成為他切入時代的突破口。

    稍加留意便可發現,梁曉聲在為每一章故事布局謀篇時,總是先要簡單描述A城彼時的經濟狀況,特別是百姓能夠買到什么新食材新物件,這構成他人文觀察的聚焦點。尤其是在涉及1970年代的書寫中,這類傾向更為突出。如1973年的春節,A城老百姓的年貨變多了,人們甚至可以買到朝鮮明太魚和中東蜜棗。作家寫到1974年時,提到城市中恢復開放了幾處自由市場,供應出口轉內銷的魚罐頭,還有過往南方人才能買到的筍罐頭……如果把每一章的這類民生細節連綴起來,便能感到即使是在經濟較為困難的時期,城市居民的副食供應也是一年好過一年。而檀香皂等消費品的開放購買,姑娘們穿回曾代表修正主義路線的“布拉吉”等生動可信的細節,印證了居民生活水平的緩慢提升,以及昂揚亢奮精神的政治話語在民間逐步冷卻的進程,這從側面傳達出作家的歷史觀念——經濟的發展左右著人的發展,而百姓想過好日子的愿望從未改變。很多人在揣測20世紀60、70年代的生活時,比較容易以一句國家經濟凋敝、百姓生活困頓將其簡單化理解,對彼時市民精神狀態的把握往往也流于片面,缺乏梁曉聲這種對細節的精心安排。在作家筆下,沒有一個角色可以超越這個時代的政治和經濟環境,作出超拔的創舉或者成為反時代的精英。以周家的三代人為例,他們的生活變遷完全受到A城興衰的直接影響,而A城又是國家發展狀況的晴雨表。借助經濟空間這一媒介,文本中微觀人物的生存與城市、國家命運建立互喻,小說的主線索也在“人與城”或者說“人與國”的維度上不斷向前推進,形成個人史與國家史的同構。

    除了經濟空間外,梁曉聲還為讀者呈現了一個1970年代的青年閱讀空間。出于對文學經典的熱愛,“紅五類”出身的周秉義、周秉昆、周蓉與蔡曉光、郝冬梅等“黑五類”干部子女一起在廢舊倉庫中尋覓書籍,他們共同探討人物命運與國家現實的關系,并以“地下讀書會”為契機締結出真誠的友誼。凝結在文學圣像上的啟蒙之光,撫慰了青年們的內心世界,潛移默化的理想主義精神滋養,照亮了他們的思想空間,這也是梁曉聲那代人閱讀經歷的真實寫照。正如程光煒在《我們是如何“革命”的——文學閱讀對一代人精神成長的影響》中強調過的,1950—1970年代革命歷史小說的閱讀對“四五”一代[3]的精神世界、思維模式和人格操守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作為“四五”一代知識分子的代表,梁曉聲以《人世間》記錄了“地下閱讀”的親身經歷,并將他對文學理想和獨立精神的訴求施予秉昆等青年,使之獲得了超出工人階層青年認知視野的思辨意識與懷疑思維。以秉昆為例,他將文學作品視為人生的理論信條,主動在文學世界里尋找對應現實問題的解決方案。當他思戀起鄭娟時,便聯想起契訶夫的短篇小說《美人》,當他為朋友的厄運嘆息時,頭腦中浮現的竟是《怎么辦》中的經典情節。隨著地下閱讀的充分展開,秉昆感到自己似乎有“一種后天稟賦,一種從未為人所知的能力”,這令他感受到啟蒙者或先知者的痛苦。于是,他一聽到喇叭里一天到晚播放的革命口號,就開始覺得心煩,他發現自己更喜歡馬克?吐溫的打油詩而不是革命詩句,竟認為自己“生了病”。此時,秉昆的思想境界已經超出普通工人的水準,他逐漸產生一種與國家倫理不完全契合、甚至游離在主流話語體系之外的獨立意識。反觀這種意識的激發途徑,又與潛在閱讀密切相關。身處理智塌方的狂熱年代,秉昆對中西方讀物的廣泛涉獵與冷靜沉思,很大程度上契合了梁曉聲青年時期的閱讀經驗,無論是文學空間還是經濟空間,都源發自作家經歷過的本真現實。因此,他對秉昆生活的描述便不再是來自“他者”的文化想象,而是基于鮮活的自我生命體驗,在理性軌道上對人生可能性的思考與延伸。

    二、穿越在平民與廟堂之間

    米爾斯在《社會學的想象力》開篇就講道:“當代歷史的事實同時也是每個男人和女人成功或失敗的故事!藗冎挥袑人的生活與社會的歷史這兩者放在一起認識,才能真正地理解它們。然而,人們一般不是根據歷史的變遷與制度的沖突來確定它們所遭受的困擾……因為他們對自身生活模式與世界歷史的潮流之間錯綜復雜的聯系幾乎一無所知,普通人往往不知道這種聯系對于他們將要變成的那種類型的人,對于他們或許要參與其中的構建歷史的過程意味著什么!盵4]這段經典的論述一般用以證明個人對歷史的認知與歷史實際進程之間的錯位感,如果將概念中的人群置換為共樂區的工人階層,我們或許會感到作家有意讓平民與官方政治意識形態保持了一定距離,正如米爾斯言及的那樣,個人對歷史現實的認知產生了滯后。在官方意識形態占據國家主流話語空間的1970年代,共樂區的工人階層卻始終固守著專屬其身的民間意識形態,作家并沒有刻意打造民間與官方之間的交流抑或對抗,而把力量施加在對這種民間精神的構造上,從民間倫理和民間話語等多重角度抒寫平民世界。具體操作起來,他往往將人物置于難以疏解的“困境”中,以“遭遇困境——改變困境——超越困境——再次遭遇困境”的循環模式推動情節向前發展,并將“困境中的人”作為言說重心。不過,即使無力徹底改變生活狀況,這些來自平民階層的小人物也不愿傷害他人,他們大都崇德守善,自覺維護生長在民間話語中的價值信條。對于這種民間價值的內涵,至少可從三個方面讀解。

    一是對榮譽感的極端重視。以周守剛為例,這位新中國的第一代工人高度珍視自己的身份,對其始終懷有崇高的光榮感,他用由身份激發出的榮譽信念去抵御生活中的困苦感,而這種觀念也普遍存在于共樂區的平民階層之中。凡俗百姓對榮譽的認知既與“階級”的認同意識相關,同時也在“階層”的話語譜系下生長出更為具體且復雜的枝脈。作品中有這樣一個細節,秉昆的兒子周楠在美國因見義勇為而犧牲,秉昆一家卻主動放棄了來自美國方面的慈善捐款,特別是在身為母親的鄭娟看來,兒子的正義之舉無疑是崇高的,任何經濟補償都可能會損害“正義”與“崇高”本身的純粹性。鄭娟對經濟利益的拒絕,體現出“民間道義”的突出特點,如路文彬所指出的,民間道義“缺少了正義本身所固有的利益屬性”[5],從而更為貼合“重義輕利”的民間價值信條。秉昆一家對“榮譽”和“利益”的二元對立式認知,正體現出平民階層較為單純直接的價值觀念。

    由此,我們引入民間精神的第二重維度,即他們對自我階層意識的堅守。如秉昆和鄭娟一樣,光字片的百姓心中普遍積聚著一種源自民間的道德信條。作品中曾寫到韓家的小兒子自殺,彼時正值新年節慶,鄰里百姓卻不約而同地放棄燃放鞭炮,以避免韓家人對此產生誤解,破壞鄰里之間的穩定關系!懊耖g道德”與“平民群體”膠著一身,其內部成員只有尊重并恪守這些不成文的道德準則,方能被群體接納和認可,成為其中一員。就連光字片里的小青年們,也“只能像父輩那樣靠江湖義氣爭取別人的好感,以便在急需幫助時借助一下哥們兒,或在同樣感到壓力時抱團取暖,面臨同樣威脅時做出小群體的一致反應”。由此可見,包括秉昆在內,醬油廠青年工人之間的情意既有真誠樸素的一面,也摻雜了一些世俗功利的色彩,即便是青年人也無法依靠個人的力量維系生存,這多少反映出“民間”力量的實際狀況。

    最后一個顯在的價值或者說民間傳統是對“孝”“義”觀念的傳承,特別是“義”,構成共樂區百姓共同的價值信條。梁曉聲曾專門談及與此相關的話題,坦承他早期的文學資源來自母親講的民間故事,其中凝聚了東北傳統的善惡觀點:“東北人家,十之八九為外省流民落戶扎根。哪里有流民生態,哪里便有‘義’的崇尚。流民靠‘義’字相互凝聚,也靠‘義’字提升自己的品格地位!盵6]地緣文化的滋養,促使作家小說中的男人都是講義氣的孝子,并演繹為作家一種固型化的創作傾向?垂矘穮^的青年工人們,他們受到“說好不好說壞不壞的小市民生態和想躲都躲不開的變質政治環境”的“雙重擠壓”,無法躲避變質的政治環境,卻也無力成為政治宣傳中的那種“好青年”,于是只能“磕磕絆絆地學著父母以及民間所認可的那種好人”,經營自己的安樂小窩。面對激揚澎湃的時代政治以及由此塑造出的政治偶像,出身平民的青年人無力去仰望,亦無法從父輩那里獲得“借力”攀升的機會,因此很難改變自身的狀況。于是,大多數人被動地作出文化上的退縮,他們從傳統道德中尋覓存身之道。比如對“人格”二字的理解,在青年們看來就是好哥們講義氣,這自然來自父輩的民間影響,也是流民文化精神的現代演繹。

    從“講義氣”的層面觀察周秉昆,能夠發現他正是民間道義精神的踐行者。這個人物有些一根筋,不太懂得回旋,正因如此,他才能夠專心踐行與維護正義精神。對待工友,他如兄長般處處為人著想,并擔負起民間“意見領袖”的職責,幫助提攜遭受厄運的朋友渡過難關;對待被判死刑的“發小”涂志強,秉昆甘心照顧他的遺孀鄭娟與她的孩子;當他第一眼看到美麗的鄭娟時,心中便產生了強烈的情欲沖動,轉瞬間卻又為此感到羞恥難當,而他意識到自己愛上鄭娟時,又不顧鄰里的冷言冷語,情愿為她們母子付出一切……梁曉聲仿佛有意把秉昆塑造成樂于擔當、甘于犧牲的道義模范。同時,借助在閱讀中獲得的獨立認知觀念,秉昆逐漸實現了對自我的思想啟蒙,他開始反思自己所處階層的物質文化處境,從而超脫出工人和平民階層的一般思想境界,其思想認知在不自覺中發生由“民間”向知識分子“廟堂”話語的轉換。例如,當秉昆看到鄭娟居住的“原始人洞穴般的土坯房”時,他心中“生出了一種極大的憂傷——那就是民間真的好凄苦,簡直就是對‘形勢大好’的諷刺”。在比自己處境更艱難的鄭娟那里,秉昆理解到民間的無奈與無助。當工友們紛紛遭遇下崗危機時,他自己的情況相對要好得多,卻為此產生深深的負罪與愧疚感?梢哉f,秉昆始終不愿割斷自己與工人階層的精神聯系,他能夠探析到階層發展的困境并為其思考出路,既是民間道義精神的閃現,更彰顯出知識階層那種對普世生命價值的溫情觀照。

    在理想的社會生態中,“民間”和“廟堂”之間應該有著通暢完善的溝通渠道,兩種精神價值也存在互相轉化滲透的可能。不過,中國當代社會的諸多特殊樣態,使得此類溝通在某些時候產生了延滯甚至阻斷,一個典型例證是青年人們對“講義氣”的爭論。在故事的前篇即1970年代中期,秉昆已經強烈感受到即使出身“紅五類”,往往也無法獲得真正意義上的平等。比如,烈士子弟呂川獲得去北京讀書的機會,身為北大學子的他給秉昆等伙伴寫信,討論他們曾經一起固守過的“義氣”。按照呂川的理解,義氣僅僅局限在他們幾個好友之間,而當與他們沒有關系的他者遭遇不公時,他們又何曾去幫助過這些人。在信的末尾,呂川站在啟蒙者高度揭開“義氣”的本質:“我們之間那種義氣,與我們父輩當年的拜把子沒什么區別,只不過是一種本能的生存之道!”這種觀點立刻激起小伙伴們的反感乃至排斥,而秉昆則認為呂川的確說的對,但對的事卻不一定要求所有人都去照做,因為并非所有人都具有相應的能力,他在心里對呂川說:

    雖然你肯定是對的,但你有沒有想過,你在北京,而我們在這里,這里和北京是不一樣的。你已經是大學生了,而我們還是草民,大學生和草民也是不一樣的。你看到的我們都看不到,你聽到的我們都聽不到,你認識的人我們上哪兒去認識?你們之間的話題怎么可能成為我們之間的話題?你所主張的正義,我們怎么知道那確實是正義?你所懷疑的真理我們又如何判斷那根本不是真理?你的信不但羞辱了我們,也羞辱了千千萬萬的人,因為千千萬萬的人像我們一樣,其實對我們的國家所知甚少,并且一向認為不知道并不妨礙結婚生孩子過日子,甚至認為知道了反而妨礙過日子。

    秉昆意識到獲取知識的不平等是導致他們和呂川之間產生隔閡的根源,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文化資源分配的不平等遠大于其他社會資源要素,成為觸發社會分層的主要動因!安菝瘛焙汀按髮W生”對待“義氣”的不同理解,形成民間與廟堂的價值沖撞。幸運的是,隨著被借調到群眾文藝辦公室,秉昆也有了呂川那種接觸更多文化資源和知識分子的機會,他愈發感到頭腦中的“反動”思想越來越多,并為此欣慰不已。他把抄來的詩歌編排在他主持的刊物上,甚至為此獲罪,而他的思想卻如同完成了一場從草根到精英的洗禮,一躍成為平民文化與廟堂文化的聯絡者。如果沿著自我啟蒙的理性邏輯發展下去,恐怕秉昆會成為秉義那樣為民請命的文化先知抑或政治精英,然而梁曉聲卻在故事的中途關閉了秉昆的上升通道,亦即說,秉昆的性格改變了他的人生。為了守護養子,秉昆與孩子的生父發生爭斗并致其死亡,因此被判入獄12年。出獄后的秉昆盡管努力適應著新的時代,可知識結構與文化心理上的斷層,使他很難平滑地與現實對接。此時的秉昆盡管還在思考“貪官污吏和刁民哪一種人對國家的危害更大”,卻受限于自己與精英階層實際聯絡的中斷,很難窺測到來自“廟堂”中的精神觀念,也無力繼續扮演平民與廟堂的文化中介者。于是,他開始深沉地扎根于城市社會的底層,回歸道義傳統并在其督導下,成為蕓蕓眾生中的普通一員。

    秉昆的命運沉浮印證了梁曉聲對現實主義的理解,作家最終沒有讓人物超越其所在的階層,也沒有讓“平民傳奇”在秉昆那里上演。就民間意識形態而言,它所承載的正向價值固然可以視為某種道德參照物,可隨著時代轉軌進程的加速,其力量的薄弱與局限也在逐漸顯露。集中在秉昆身上,在講道義、求思辨、敢擔當之外,他還有著另一重的精神面影,既不像父輩那樣一直享受著工人階級的光榮感,也不像哥哥姐姐那般堅韌。在精神上他是個襁褓兒,先以父親為支柱,后以哥姐為信條,而當歷史的車輪行進到20世紀末葉之際,“比他的想象龐大百千萬倍的‘恐龍’已在城市到處出現,暢行無阻。它們似乎可隱形,也似乎可分身,不但讓所謂工人們聞風喪膽,也讓絕大多數城里人惶惶不可終日”。如同在《雪城》里將城市比喻為“復蘇的遠古恐龍”一般,梁曉聲延續了《雪城》《年輪》《返城年代》等作品的思路,他力圖強化人與城市的對立關系,讓時代的進步與個人的失敗相伴而行。秉昆的困境既屬于他自己,同時也是民間整體的生存寫照,是民間意識形態必然會遭遇到的文化困局。飛速發展的物質文明和不斷異化的城市人文生態,已然使得傳承自民間的諸多道德律令紛紛失語,“民間”或許需要向其他意識形態展開溝通與互動,才能獲得新的生機。

    三、作為社會學模板的《人世間》

    梁曉聲曾以民間意識形態、知識分子意識形態和官方政治意識形態作為當前中國文化現場的主要參與性力量,三者之間的關系是“決定中國更深層的社會穩定與否,和諧與否”[7]的重要元素。他在《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中進一步作出論斷,指出商業時代下的“階級正日益加快地分化為階層”,其中平民階層的重新聚合,導致它“正處于一個相當脆弱的邊緣,甚至完全有可能隨時跌入貧民階層”[8]。在作家看來,如果我們的平民基礎越來越脆弱,那么社會的中產階層就斷絕了生長之可能,而階層互滲與流動更是成為空談。沿著作家的思考反觀《人世間》,可以抵達它在文學文本之外的社會學意義。亦即說,梁曉聲把他對平民階層危機的思考貫穿在堅韌平實的生活場景中,力求借助長篇小說的體量,以“社會變遷”和“階層交流”為關鍵詞,探析平民命運在轉型時代中的諸多可能。

    圖片

    社會學范疇言及的“社會變遷”,一般被認為由兩種變動性力量的組合完成。一種是個體的生活機遇與認同意識的變動,另一種則是社會結構和運作機制的變動,兩者共同發生作用,影響推動著社會的變遷。在《人世間》中,源發自“歷史親歷者”的經驗自覺,梁曉聲專注于從經濟環境、輿論環境、文化環境等角度揭示社會變遷的細枝末節,近觀平民階層在不斷變動的歷史天空下的生存際遇,周秉昆的命運沉浮,就成為作家呈現社會變遷的微觀范本。以秉昆因傷人入獄、也就是1980年代中期作為時間節點,在這之前,作家對社會變遷的書寫多集中在秉昆個體的生活際遇上,正是“社會變遷”兩種力量中的第一種。通過自我的思想啟蒙,秉昆產生了超越其階層的思辨與認知力,并憑借“講義氣”的處事風格獲得不同階層的認同。他從普通工人到文化干部再到飯店經理的人生經歷,均屬于個體主觀能動力顯揚的結果,彰顯出個體奮斗對社會變遷起到的影響。而當秉昆出獄之后,作家則變換焦點,他對社會變遷的考量角度發生了明顯的轉變,開始著重展現“社會變遷”要素中的第二種力量,即將秉昆充滿偶然與變數的人生附著在宏大的社會結構之中,深入解析其構成元素和運作方式。面對中國在政治、經濟與文化等領域的多次轉型,秉昆表現出明顯的不適應,甚至產生了濃重的落伍與無力感,可他的生活質量和幸福指數依然獲得了穩步的提升,這正是作家所要表達的觀念核心:一種更為強大的國家力量左右了平民的人生,成為社會變遷的主體力量。在小說的末章,梁曉聲最后一次寫到周家人的春節聚會,作家主動地參與進文本,以旁白者的熟練姿態直接傳遞他對秉昆一家人的命運感懷:

    是的,知識、學歷、機會、權力、個人對人生的設計都不同程度改變了他們的命運,但最重要的因素乃是時代的發展變遷,是國家的改革開放。否則,就沒有私立學校,周蓉就成不了副校長,沒有城市改造,秉昆還在光字片,歸根結底,大多數人的生活絕非個人之力所能改變,也并不是個人愿望所能左右。不可不承認,國家、社會、時代的因素尤顯重要。

    我們或可把這段“話外音”似的議論理解成作家對城市平民階層命運的總結,時代的轉型幾乎顛覆了作品中每一位人物的生活,也為他們的未來拓展出諸多可能。無論秉昆、秉義還是周蓉,他們的命運固然與一系列偶然性因素相關,但歸根結底還是由良性運轉的社會制度決定的。歷史漸進的正向發展,已經為中國百姓帶來了普遍意義上的幸福感提升,如作家曾論及的,平民階層共享改革成果的成分越大,中國越有可能繼續上升。[9]從個體的奮斗到社會整體的進步,梁曉聲完成了他對中國社會五十年變遷的經脈透析。

    在近年的訪談和隨筆中,梁曉聲還多次談到與“階層”相關的各類問題,而《人世間》中周家三子弟的人物屬性,恰恰在一個家庭內部還原了中國社會的各類“階層”。秉昆代表了城市工人子弟,他繼承了來自父輩的平民文化觀念,是“好人文化”與“民間正義”的踐行者。而大哥秉義、大姐周蓉二人與秉昆的最大不同,在于他們都具有一種超現實的人文理想,很大程度上承載了知識分子的“廟堂”情結與精英意識。對于知識和真理、公平與正義,秉義具有普羅米修斯般的向往,他仿若理想化的道德符號一般,成為道德律令的守護者,對政治形勢也保持著高度的敏銳。而周蓉的骨子里則充滿反叛的元素,她敢于辭去大學的教職出國留洋,對于自由之愛更是無怨無悔地執著追求,延續著梁曉聲筆下的浪漫激情乃至“犧牲”情結?梢哉f,周家三子弟的性格屬性與思想境界各臻其態,每個人都在某一端凝聚了作家對理想意識形態的想象。例如,身為工人的秉昆代表了民間意識形態,大學教師周蓉代表了知識分子意識形態,擔任A城副市長的秉義則代表了官方的政治意識形態,三者的思想觀念交織在一起,共同架設起《人世間》縱橫交錯的復式結構。三位家庭成員的內部對話,也從微觀上構成中國三種文化力量的交流與碰撞。

    深入《人世間》的對話現場,我們會注意到秉昆、秉義與周蓉之間幾乎沒有產生過摩擦,即使出現認知上的對立,往往也能迅速被親情所化解,不同階層之間的交流在周家內部是暢通而平和的。而當我們把視線移至周家以外,在更為廣闊的社會場域中審視“階層交流”時,便能發現更多實質性的問題。正如故事開篇寫到的,在那個特殊的政治年代里,出身工人階層的周家子弟以閱讀為契機,與那些被劃入“另冊”的干部子弟締結真誠的友誼。家庭、職業、性格、基因這些要素似乎不會為他們的交流設置障礙,他們產生了一種“近乎休戚與共的無形無狀的東西”。當秉義最終和他的閱讀伙伴——副省長的女兒郝冬梅結婚的時候,作家仿佛在頌揚一種超越階層與出身的、完全由情感所支配的愛情之偉大,但隨后的描寫則頗具意味:“那建筑工人的長子飽嘗了一番禁果后,雙手朝下按住冬梅雙手,回味無窮地說:‘現在我終于可以俯視你這個副省長的女兒了!’”隨后是冬梅掙脫了秉義,反將他壓在身下說:“現在,我這個黑幫女兒也終于能夠俯視你這個‘紅五類’了!眱扇嗣菜圃凇罢勄椤,實則透露出各自過往的辛酸與無奈。在那些青年工人們看來,與被“戴帽”干部的子女建立階層跨界的婚姻,簡直就像是“撿漏”,而對“另類”的干部子女而言,和工人階級形成的牢固情誼無疑是一道護身符;蔚恼文甏炀土瞬煌A層之間以婚姻形式完成的特殊流動,而當國家回歸理性的軌道之后,無論是工人子弟還是干部子女,他們都會發現一個問題,即階層溝通乃至互相流動的渠道日漸窄化。

    1978年以來實施的經濟改革使中國的社會階層發生了根本性結構變化,“兩階級一階層”(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及知識分子階層)重新分化組合,最終導致“斷裂社會”形態的出現,主要表現在整個社會分化為相互隔絕、差異鮮明的兩個部分——上層社會和底層社會(或強勢群體與弱勢群體)。[10]在計劃經濟的時代,像秉昆這樣的普通工人還有向文化部門流動的機會,隨著產業轉型的深入與完成,工人階層形成相對凝固的一類社會群體,屬于他們的上升空間愈發逼仄,他們與其他階層之間的社會流動也趨于封閉。所謂“社會流動”的內涵,在社會學意義上是指個體的社會等級和社會階層之變化,并以代內流動和代際流動充當核心概念。改革產生的持續陣痛使城市平民階層(以工人為代表)萌生出社會不公平感,他們很難像年輕時的秉昆那樣,全然憑借個體奮斗使階層在“代內流動”中得以提升,大多數人只能通過代際流動承襲著來自父輩的階層與身份,不斷強化著源自平民階層的意識形態,他們對階層固化以及權力運作方式的種種不滿,導致底層社會與政治文化精英構成的上層社會的矛盾日益突出。例如,光字片的百姓自發形成了一個小的利益群體,他們只認可在經濟和利益上與自己地位相近的人,一旦某位內部成員的經濟資源或收益得到提升,那么群體內部的平衡便很容易被打破。以周家子弟為例,秉義和周蓉分別在政界與學界取得實績,卻成為鄰居們嚼舌根諷刺的對象。特別是當秉義成為主抓“光字片”拆遷改造的副市長之后,他和主動配合搬遷的秉昆一同遭到“光字片”鄰居的質疑。按照百姓們的理解,周家兄弟必是從拆遷中得利,方才如此積極投入。事實上,愛國友民是周家人的精神傳統,因此他們才會對公眾事業竭盡心力,甚至從文化層面上把光字片的破敗看作“仁義禮智信”之傳統的湮滅,視它的復興為家風與文化的延續。然而,這種理想的“公民”觀念始終無法被草根階層所相信,換個角度說,平民階層習慣于服從來自上層的權力安排,卻沒有接受上層的價值觀念,甚至對其公信力產生質疑,導致階層之間的理解與交流出現“斷層”,而作品也探討了彌補“斷層”的兩條途徑:一是借助教育推動階層流動,如周志剛極力支持子女考大學,以此改變命運。到了周家的第三代,周楠獲得了公派留學的機會,周聰大學畢業后也進入文化部門工作,終于實現了祖輩的愿景。第二個向度則是平民階層的自我調整,尤以“好人文化”作為精神內核。從物質上說,“好人文化”需要以“安居”作為生活底線,并以此為基礎在精神層面不斷向“善”靠攏。如作家的旁白:“如果說人類只不過是地球上的一類物種,那么這一物種的進化方向只有一個,便是向善。善即是美,善即是優。人與人的競爭,所競善也。優勝劣汰,也必是善者優勝!薄度耸篱g》中宣揚的正義姿態、利他原則、懺悔意識、擔當精神,正從多維層面構成“善”亦即“好人”的行為準則。

    在小說的尾聲,秉昆與鄭娟在雪中散步,牽著妻子的手,秉昆回憶起自己的一生,這是“一個小老百姓的一生。他不是哥哥周秉義,做不成他為老百姓所做的那些大事情。他也不是姐姐周蓉,能在六十歲以后還尋找到了另一種人生的意義。他從來都只不過是一個小老百姓,從小到大對自己的要求也只不過是應該做一個好人。盡量那么做了,卻并沒做得多么好”。雪中漫步的場面潛隱著些許酸楚與憂傷,卻見證了秉昆夫婦與苦難現實達成的和解,這與作家《疲憊的人》中王君生一家在雪中漫步的結尾何其相似。無論是《疲憊的人》中的王君生,還是《人世間》里的周秉昆,他們的人生都有著灰暗的一面,可二人從沒有多愁善感,也并未走向極端抑或演繹荒誕。他們隱忍而堅韌地承受著生活的真實,用猶如生理本能的“好人”信念選擇自己的人性坐標,以此彰顯他們在大時代中的存在感與尊嚴感;氐健度耸篱g》的末章,當人近黃昏之時,秉昆終于領悟到,身為小老百姓,他所能做的所看到的終究有限,唯有獨善其身,平和地面對眼前與當下,方為處身之道。正如梁曉聲說的“小百姓的生活是近在眼前伸手就夠得到的生活”[11],我們不能超越平民的意識形態去要求他們擔負更沉重的道義與使命,能夠不改初心地堅守做好人的準則,既是小人物可以抵達的道德巔峰,也是社會進步的力量與希望所在。

    整體而觀,《人世間》是一部現實關懷傾向顯豁的作品,作家在批判現實(如階層分化、貧富差異、權力崇拜等)的同時卻未曾刻意顛覆現實,抒寫平民的悲情人生也不會將人物命運引入極端與荒誕。難能可貴的是,梁曉聲控制了以往寫作中過于直露的激情獨白抑或道德說教,他自覺地將敘述意識和文化觀念、人道主義立場熔鑄一身,使文本在走向歷史具象的同時又超越具象,在平民精神成長的深度與廣度上拓展出多重的闡釋空間。有學者曾指出,從建構知青道德共同體到探析平民道德共同體,唯獨不變的是梁曉聲基于泛道德主義的理想化內核。[12]作家的目標在于構建一個理想中的、充滿人性溫暖的現實,在面向未來的時空維度中尋求紓解現實困境之道。因此,他筆下的時代景觀更像是一個文學背景,如陳曉明所說,這個現實“并不直接在場”,作家的目的在于“把文學性的表現真正落實在底層民眾的人物形象上面,在美學的意義上重建他們的生活”[13],以小人物的存在境遇及其表現出來的正向精神性內涵作為訴說旨歸,這就與作家早期的知青題材作品形成觀念上的一致。正如《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張揚了悲壯的“征服”精神,《雪城》投射出“人性”的寬廣內涵,《返城年代》彰顯的“樂觀”情結一樣,《人世間》透過周家人物的命運軌跡,描摹出“好人文化”從傳統的“孝義”觀到現代“道義”觀的轉化歷程。至于它是否能夠改造或修復現實的缺憾;是否能夠彌合“誠信”缺失帶來的階層隔閡;是否會與作家描述的中產階級價值觀構成對話;以及群體道德話語會不會造成對多義性敘事和文本復調性的遮蔽;而作家將情感聚焦在“民間”,又會否淡化歷史意識甚至使之呈現出“被他者化”的傾向,這些需要更多時間去思考的命題或許說明,文化觀念的轉化及其相關影響遠比中國當下面臨的經濟轉型更為復雜,也將持久地進行下去。

    【注釋】

    [1]梁曉聲:《人世間》,中國青年出版社2017年版。

    [2]梁曉聲:《關于小說〈人世間〉的補白——自述》,《小說評論》2019年第5期。

    [3]劉小楓曾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分為四組代群:“五四”一代、“解放”一代、“四五”一代、“游戲的一代”。他把“四五”一代界定為“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末生長,七十至八十年代進入社會文化角色的一代”。見劉小楓:《“四五”一代的知識社會學思考札記》,《這一代的怕和愛》,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年版,第125頁。

    [4][美]米爾斯:《社會學的想象力》,陳強、張永強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年版,第3-4頁。

    [5]路文彬:《〈人世間〉:民間正義的擔當及其可能》,《棗莊學院學報》2018年第3期。

    [6]梁曉聲:《我與文學》,《前世今生》,文化藝術出版社2015年版,第205頁。

    [7]梁曉聲:《梁曉聲新散文集》,湖南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第172頁。

    [8]梁曉聲:《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經濟日報出版社1997年版,第4頁。

    [9]摘引自梁曉聲:《中國中產階級,注定艱難》,《看客中國》,文化藝術出版社2015年版,第13頁。

    [10]相關論述可參見孫立平:《斷裂: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

    [11]梁曉聲:《過小百姓的生活》,《前世今生》,文化藝術出版社2015年版,第143頁。

    [12]如張細珍在《論作為癥候的“梁曉聲現象”》一文中指出的,梁曉聲的創作基調中不變的是群體本位的道德理想主義內核。一方面,其敘事刻著淳樸的道德紋章;另一方面,直露的理想激情與道德激憤導致敘事倫理與審美形式的單薄。參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4年第8期。

    [13]陳曉明:《在“底層”眺望純文學》,《長城》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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